听大师讲科学

在这里我以为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性(让我们希望只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缺乏一种平心静气的不偏不倚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唤作科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缺乏，不独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的过去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在中国那么不发达

听大师讲“科学”

——并致方舟子先生

近日在报纸和网站上看到一件趣事：一位上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叫刘子华的先生，在法国发表《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以中国的八卦理论结合西方天文数据，推论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1941年巴黎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在法国引起轰动。去年新华社报道美国人观测到第十颗行星的消息后，成都的华西都市报报道，说中国人刘子华早在六十多年前就预测了这颗行星。著名科技打假人方舟子见随即发表文章，称刘子华先生的学说是“伪科学”，北京科技报并将次列为“2005年十大科技骗局”之一，近年十分活跃的何作庥先生和“破除迷信”的猛将司马南，也公开站出来给方舟子撑腰。刘先生的夫人（刘老先生已于1992年去世）一怒之下将方舟子告上法庭，北京中院判决原告胜诉。

关于刘老先生的事文章本人读过不少。其中最令我感慨和深思的，是梁宗岱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发表于《学术季刊》上的《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梁先生早年在欧洲留学多年，学贯中西，回国后在多所名校任教，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至交。当时大公报的一位记者，在法国看到刘子华的报道，认为可笑，写文章讥讽，梁先生见到大公报上见到这位记者的文章后，写下这篇长文。该文并未对刘子华的学说作什么辩护，而是高屋建瓴，由此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科学精神的阐述。正如他所言，“本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去认识我们民族性一个基本弱点”，即科学精神的缺乏。老实说，我还真是从这篇文章中才学到一点“科学常识”、对“科学精神”有所领悟的。这个常识和我们的教科书里讲的几乎是两回事。以梁先生所言，我看现在的中国没有几个称得上科学家的人，即便他们头上戴着骇人的桂冠、把科学二字叫得山响，骨子里却全是反科学的货色。不幸的是，中国的学界这种人太多了。

（ 原文约两万字，为节省读者时间，本人斗胆作了较大删节）。

东夫

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

梁宗岱

全疑和全信，这是两个同样方便的解决方法，二者都免掉我们忠索。—— 普思加赫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一论语

题 记

本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去认识我们民族性一个基本弱点，其中所论列，没有一点不是一个稍微关心我国学术界和浅尝科学理论的人所能见到的，作者不过想加以比较系统和透彻的分析，使自己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而已。

本文所征引各点，因缺乏参考书，多凭记忆，错误固所不免;而未能将参考书列出，尤为抱歉。本文作于去年春天，曾在《学术季刊》创刊号发表。现在趁这机会，将错漏之处，一一加以增补和改正。

1942年4月8日梁宗岱附识

今年1月27日，《大公报》通讯《陷后巴黎景色》里有这样一段消息：

"此外还有一件类似滑稽小说的最近新闻而又确为事实者。有一位20年前由勤工俭学来法的四川学生名刘子华君者，用八卦为根据推算结果，证明行星申尚缺一个，为今日天文学家所不知。刘君对此研究有年，原原杏本，言之确凿。外国学界，甚为注意，新闻报纸，争相记载，称之为中国少年天文学家。刘君因此而写博士论文，巴黎大学因此而予刘君以理科博士。作八卦者为"仰观天文"之伏费，去今不知几万千年了。演绎易经者为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人，去今也远在3000年之前。今在数万千年之后，居然算出一个未之前闻的行星，而所根据者又为这一套老而又老的八卦，大哉申国人思想之先进而神乎其神，妙哉八卦为理之莫测高深!下士闻道而大笑之，我与读者诸君，其慎之哉勿为下士也。"

记者先生对于这事的调佩态度是很清楚的。他的意见或许不是全无根据。不过法国虽然打败仗，巴黎大学究竟不失为世界科学——尤其是数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刘君的意见又写成论文，虽然所根据的是八卦，恐怕总不兔用现代术语和数学公式来说明。除非巴黎大学的教授们——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现代科学界的权威，都和郎之万(Lange"n)教授一样入狱或发昏了，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巴黎大学此举(如果真有的话)出于轻妄。

但我不懂八卦，也不懂天文学，刘君的论文又无从阅读，实不敢也不能有所论列。我现在只想把这段通讯在我心里所引起的一些平凡的感想写出来。

我觉得我国自海通以来，我们对自己的固有的文化似乎总不出这两种态度：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首先是目空一切，以为那些蛮夷之国有什么比得上我们礼义之邦。不幸自傲尽管自傲，无情的事实，却逼我们不得不低头。由于军事和外交之节节失败，政治的腐败以及社会的紊乱，我们的自大从疑古到非古，变自尊为自卑，这种倾向到了前几年喧腾一时的全盘西化，而登峰造极。抗战后为了奋发民气，为了重新确立我们的自信心，我们似乎又走上自己光大之途。虽然这也许愈益坚定那些全盘西化者的主张。古怪的反应—— 自尊和自卑，复古与非古，也就是普思加赫所说的，拒绝思索的全信与全凝。仿佛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左右倾一样，除了两极端就找不着出路似的。难道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披荆斩棘，渗淡经营所遗下来的，给我们继承，给我们利用，需要我们发扬，同时需要我们抉择和修改的产业，我们之能抱残守缺，要不然一笔勾消!试问"五四"运动以来，那些堂皇冠冕的所谓整理国故的著述，有多少能避免这两种偏见从中作祟?

在这里我以为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性(让我们希望只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缺乏一种平心静气的不偏不倚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唤作科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缺乏，不独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的过去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在中国那么不发达，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接受——任你自尊心如何强大——西洋人加给我们的这种侮辱，"罗马人科学上的空虚，除了中国人恐无其匹。"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缺乏创造天才的民族。除了我们独自一手创立和完成一个文化系统(其中虽有多少外来的元素，但比较上总是可忽略)这可以自傲的事实而外，是在科学这狭隘的范围内，我们的先民也曾不止一次显示出惊人的预感、端倪、间或孤立的成就。……然而我们尽管有这些和许多别的使我们可以预感到一个摧灿的科学的未来的显赫例子，它们却始终没有被发展和组织为有系统的科学，而且，"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科学的呼声虽然很高，并且还成立了许多研究院(里面许多埋头若干年的忠实的研究者，无疑地己经有不少值得我们钦佩的贡献)，直到今日，我们还不得不在这方面低首下心，承认我们为科学落伤甚甚或没有科学的民族。这原因，我以为不仅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缺乏科学精神。因为方法只能教我们怎样做，精神却指挥我们怎样运用这方法。尺度无论多准确，视觉不正的人决不能用来画出不歪的斜的图案。方法运用得不确当，结果还是等于零。从前有几个日本军官参阅唐继尧治下的云南陆军，回国后说:"云南的陆军训练虽然得法，军容也颇可观，但究不能称为现代的陆军，

因为他们缺乏现代军人的真精神，缺乏爱国心"。这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要解答这问题。我想最好先晓得科学发生的可能性。关于这，法国现代大诗人兼思想家焚乐希(P·Valy)曾有一句富于暗示的断想。他说:"如果没有宗教，科学也许不会存在，因为人类的头脑就不会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恒定直接的形相。"我现在用不着涉及宗教怎样教我们的头脑习于摆脱形相，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焚氏本人是无神论者，我们可以相信也决不会对宗教有所偏袒。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头脑要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形相才会产生科学。我想焚氏之所谓恒定直接的形相就是我们的官能的或常识的世界。这世界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热情有密切的联系，受它们的限制和转移的，或者可以说，只是我们的官能、我们的爱憎和哀乐、希望和恐俱交织成的幻象。科学却要直达自然的本体，宇宙的真相，或者最低限度也要把握住事物真正的关系。譬如我们的肉眼天天看见太阳东上，夜夜看见星体西移，周而复始，便以为天体绕地球而行，因而成立了从前的地球中心说。又因为这种幻象和我们的农作、我们的信仰，一句话说，和我们的利益密切的关系，我们很不愿意摆脱这观念。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便是进一步摆脱离我们底肉眼或官能的幻象，而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始基。到了现代的相对论，则去官能的观点愈远而愈接近真相了。所以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定要我们的头脑习于摆脱我们平常信以为真的属于我们的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我以为这实在是解释科学起源的确切不移的哲学基础。

认识了这层，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所有第一流的科学家，无论是普思加赫、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或罗素，谈到他们的神圣职业时，都再三强调它的超利害性和无私性。于是我们可以解答什么是科学精神了。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无所谓而为的好奇心，就是那超利害性的求知欲望，就是那对于事物的平正通达的客观的观照，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拒绝去把我们的欲望和好恶当作理解世界的钥匙，或者，较准确点就是要我们为了求知的欲望而抹煞其他的欲望，为了研究的热情而抑制其他的热情。

对于习于功利主义，只间收获不问耕耘的我们，这话听来未免太玄虚太武断了。超然性和无私性，我们的学术界似乎就没有认识过，如果间或有之，那只是证实这规律的例外。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在我国始终没有酿成风气。"学而优则仕"，已成为我国几千年来教育的金科玉律。所以学问对于大多数人，上焉者可以说是经邦济世，下焉者则只是干禄牟利的工具，很少把它当作毕生事业去钻研寻究的。"得鱼忘釜"，一旦功成名就，便束诸高阁，或弃如敝履。直到今日，这种风气似乎还丝毫未改。这足以妨碍我国学术之发达，自不待言。

就是在那比较崇高的境域里，我们的哲人似乎也未能完全兔掉功利的倾向。我们的哲学研究对象始终没有离开人，或者，严格地说，没有离开人的行为。如果涉及心性，也永远肢在善恶问题上。对于我们身外的宇宙以及身内的那更精微的精神活动——思想的法则——却几乎等于熟视无睹。

我上面说过，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须我们的头脑习于摆脱那属于我们的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不为外界的幻象所蔽。可是常识对于中国人的头脑是那么珍贵，那么不可须突离，以致任何事实，观念或理论，只要稍微超越日常的经验，便被目为荒唐，目为玄虚，引起非难与汕笑。试举一个例—— 一个世界史上也许不能有更巧更显著更动人的例。大约2400年前，希腊埃利亚学派最后一个重要哲学家名叫芝诺(Zeno)为要证明动是不在的或不可能的。设立了三个论证：第一个是《一个物体由一点走到另一点，每次走一半，永远达不到目的；第二个是"亚极勒士(希腊的神行太保)和龟竟走。让龟先走一节，永远追不上"； 第三是"飞箭是静止的。这三个论证，显然都是和常识相悖的，但西洋人发觉它们第一次把我们的时空观中所涵的基本矛盾陈述的那么简明，那么扼要，因而觉得它们那么精深，那么玄妙， 那么富于刺激力，它们遂变为哲学上的重要问题。柏拉图述它们，亚里士多德驳它们，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作者是辩证法的发明人。从那时起，每一代的西洋哲学家阐发它们的固有人，反驳的或许更多，但无论如何它们总成为一个聚讼的焦点。直到现在，思想极不同的相列特黎(F· H·Broflez)和柏格森依然不时用它们作讨论的中心，籍以阐明他们各自的哲学。而罗素不独认定它们代表《无限小》、《无限大》，和《连续》三个问题，承认它们的作者是《无限哲学》(Ph· Sophyosinhnhy)的创立者。并且，奇妙中之奇妙!竟承认这三个二千几百年前的简短的迷一般 的论证是20世记数学复兴数理逻辑的根据。

可是创立这几个论证的光荣，我们并下让希腊独占。我们都知道，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好辩的惠施，专门设立许多同性质的谜以"晓辩者"，其中至少有两个和芝诺的显得出奇地酷肖:"簇矢之疾，而有不行止之时"和《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但是，如果芝诺的论证象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上，萌芽、开花、结子，又萌芽、开花、结子，至于蔚为丰林，惠施的却落在阴暗的石岩内，永远不见天日。因为。我们的可珍贵的常识，以及这常识所带来的浅薄的怀疑主义，只轻轻地用《诡辩》二宇便把它们定诫，永无翻身之日了!这固然一部分也由于我们的典籍所记载者，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只有断案而无大前提，所以后来的哲学家不易从事讨论，不若芝诺的论证出发点、他所辩护的学说和理论尽人皆知。但这说不定由于我们的记载人—— 虽然渊博如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对它们的大前提根本不发生兴趣，而只将一些断案当趣谈记录。

不仅这样，这对于注重功利的倾向，这学术上的超然性与客观性之缺乏，实足以剥夺我们两个为学术进展所必需要的似相反而这实相成的基本因素：对于抽象概括的推论之专致和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这就是说，理想的头脑和实验的精神。骤然看来，科学的创造和发展，似乎应该是那按步就班，循序而进的理性的工作。可是一个象普恩加赫那样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分析他自己的发现的经过，却告诉我们，科学大多数的刨获——定律的发现和假设的成立 实有待于那相当于我国的"灵机"和"顿悟"的"洞见"和"直觉"—— 一种超常的塑造的想象力与抽象力。唯理主义的思想家如罗素和党乐希，也一再断言，"就是在纯粹逻辑的区域里，没有洞见，决不能发生新的事件。这是因为理性或逻辑

的功能只是防止的而非创造的。"象桥栏"，18世记法国哲学家孔狄稚(Goxolilla)说，"它只能防人跌倒，却不能推他前进。"

所谓理想的头脑，就是永远放开眼界，高瞻远瞩，而不斤斤于眼前的是非和切身的利害。因为，什么是科学的任务。只是象我们汉朝(那时代的阴阳家有几分仿佛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充满了混乱与迷误也怀孕着不少真理的可能性与潜在性)董生所说的"穷天人之变"，就是说，要从许多纷纭万变的，表面上各不相属的现象中找出一个秩序，一个深沉的但隐秘关系，一条可以包括和解释因而可以驾驭这些现象的定律。要达到这目的，我们就得从高处大处着想，从那我们可以一目览尽其中每一个元素，以及它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地位，譬如登山，眼前冈陵溪涧的源流升降，来龙去脉，皆了然于中。但这又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发展和扩大的。峰外有峰，真理外还有真理。如贾生《惜誓篇》的黄鹊:

一举分知山川之纤曲，再举今见天地之圆方。

所举愈高，所见亦愈广博而愈真切。

试举例说明。哥穗——达尔文的先驱——怎样达到他的生物进化观呢?就是由于一连串递升的洞见，他从对于一颗植物各部分的观察而一级级递升以达于《原始植物》的概念，从对于脊椎动物的观察而一级级递升以达于《原始动物》的概念，又从动植生命最原始的形式的比较而达于他所谓《原始现象》的概念，然后从那他纵览默察，跟踪那动植一体的生命怎样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进，而达到它们各自的最完全的典型，人和树。这是就一种学说本身的进展说的。关于一门科学的进展，则我们今天都知道，天文学自从相对论把它的研究对象从太阳系扩大到整个宇宙后，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的地球中心说固无意义，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也一样无意义。就是那大家公认为亘古不移，放诸四海而准的数学，依照普恩逝赫的意见，有些问题，牛顿时代曾认为得到园满答案的，这些答案已经不能满足今日的数学家了。。

所以科学，一般大科学家异口同声说，并不能达到绝对值的真。一个观念，一条定律，或一种学说的标准是它的丰饶性，就是说，全视它所包括和解释，因而使我们可以预测的现象之多寡。一旦观察和经验显示给我们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那条定律再不能以园满的解释时，另一条包罗更广的原则便得取而代之了。

这样看来，这理想的头脑，这浮士德式的永远追求永远创造的精神之缺乏，其影响于我国学术是不用说的，因为它根本剥夺我们一种为科学和一切学术交流进展所必需的原动力，一种推理的抽象力和塑造的想像力， 要不然为什么象指南针那样惊人的发明或银朱制造法及浸铜等奇妙的方法(参看李乔平著，中国化学史)竟不能引起它们的作者或后人作物理或化学上的思索和推理，而建立一种综合的理论科学。其直接影响于我们和科学的关系的，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一、在理论方面它容易使一般人把科学暂时达到的结论，认为天经地义，这种倾向在我们'五四时代那些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们是很分明的。他们挟着他们那些一知半解的科学成绩来脾倪一切，甚至那产生这些成绩的根源的"创造的精神和天才"。他们把那些浅薄的怀疑主义(浅薄、因为是从愚昧孕育出来的，和那些大哲从他们智识的尽头彻悟出来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刚相反)不假思索也不分皂白地应用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上，而善其名日"疑古"。你常常会听到他们非笑孔子，非笑老庄。原因是这些大哲对于现代物质生活的认识和享受远不及今天一个三尺之童。在这点上他们也许没有错，因为就是那发现万有定律的牛顿爵士在这点上比较今天一， 个普通理科学生恐怕也要退避三舍。但是他们所绝对懵然的，就是那使孔老庄之所以为孔老庄。牛顿之所以为牛顿，那使他们创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或科学定律的崇高的创造天才—— 因为问题只在那抓着一切事理的核心或深沉的灵机或洞见。所以密利恨在他的《电子》一书里也不得不把发现电化状态(eleeticahon)和原始元素(Prnoralenent)的两重荣誉归诸希腊第一个哲人达列T(Thas纪元前6世纪)。这种对于一切新的圆囤吞枣地拒绝的态度的极端，便是

抹煞真正的创造精神连带也忘记了自己的创造力。一个新问题之来，只知道搬弄书本，搬弄现成的名词和公式，东凑西凑、人云亦云，而很少想到运用自己智力的源泉，从新的观点去研究新 的应付或解决的方法。五四运动以后那轰轰烈烈的一切玄学与科学论战究竟得了什么结果，如果不是俗谚所称"搔不着痒处"，所遗留给读者的印象又是什么?要不就是古人所谓"半桶水倒来倒去”？

第二，在实制上—— 其实可以说是前者必然的结果—— 理想的缺乏影响于我们和科学的关系是，使我们误认科学的副产品，科学的渣滓如飞机、电话、潜水艇、收看机一类现代炼金术的奇迹为科学的目的甚或科学本身，因而养成一种模仿的心理，和坐享其成的惰性及倚赖性。 "我们用不着发明，只抄袭他们已有的成绩便够了"。许多人所以这样想，正因为他们把科学—— 一些经过严密地选择和组织的知识系统——自然产生出来的有用的效果看作一些可以如法炮制的单方，一些只要偷来便会令我们神通广大的法宝。且莫说人家日新月异的发明会使我 们有望尘莫及之叹，即使做得到亦步亦趋，而源泉不在自身，它无异于等天吃饭，终有匿竭之一日。……所以除非我们学得人家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精神，溯本探源，植根于我们民族性的深处，以期达到一个独创的阶段，我们将永远是没有科学的民族。而我们的一般学术，因为缺乏科学的培养，亦将永远沦于滞涩之境。不幸这种坐享其成的惰性，并不限于一般民众，也不限于少数狭隘的技术专家，就是一些以提倡科学自命的学者也不免。最具体的例，我可以举胡适之先生—— 一个以常识来处理和解决一切专门问题的思想家—— 自认为代表作的《飞行小赞》的下半阕：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千百戒，

我今不修不炼，

也凌云无碍。

这首诗如果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是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作者对于物质文明所给我们的享受神往，以及他坐飞机时得意忘形的快乐，都闪耀于字里行间。惟其如此，我们可以安心把它看做作者衷心的自由:"我今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不修不炼?胡先生似乎忘记了意大利16世记有一个凌迈千古的艺术家达·芬奇(Pallnci)曾经为了飞行的梦想牺牲了毕生的金钱和精力。牺牲了多少可能的图画和雕刻的杰作以至于几乎危害及他当代第一画家的地位，并且，有一次，几乎送掉他的生命!而在达·芬奇之后，又经过多少创造的天才重覆他那百折不回的

经验，直到现代美国的莱特(Whght)我们才得享受其果!

第三，缺乏理想，也就是缺乏鸟瞅的目光，广博的兴趣，以致把学术看作许多不相联属的断片，而养成一种狭隘偏窄，互相歧视互相排挤的风气。本来现代学术发达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一个人势难全揽。为了研究的方便，分科以期达到专精是必需的。但这只是为要获得一个更大的综合的效果，是一种手段。并非说学术应该是支离破碎，甚或要互相轻蔑的。虽然学术的繁复现状已经使历史上那些全面发展的大哲如孔、庄、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达·芬奇、笛卡

儿、牛顿、哥德等(他们的精神和思想都是后代数百年或数千年的食粮的)仿佛不可能，—— 可是现代一个普恩加赫，一个爱因斯坦，一个焚乐希，他们的贡献、或者是最低限度他们的修养，都不限于他们的专长。托氏是现代欧洲最大的诗人，但普氏那被数学界公认为。数学论证法的真正灵魂'(参看德国怀勒著《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H，weyle:phHosophiederMatbe一natiknl，dNafw卜senschaftp270)的《循环论法》(raisonwmentparrec叮ence)却得自他的暗示;反之，当我读普氏的科学论文的时候，除了不断地惊异他对于文艺的理解外，有些句子几乎使我疑心是麓氏的诗的前身。至于爱因斯坦，许多人都知道他同时很懂音乐，而不知道"他对于诗的认识"，焚乐希对我说，"比现代许多诗人还要深刻"。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一些超越的天才。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使我在文学尤其是图画音乐的欣赏上收切磋之效的，并不限于一些文学院的同学。反之，提起我对于科学理论的兴趣的也不一定是理学院的学生。这和我国的情形刚好成一个对照。大体说来，我国的文科学生不独对于科学表示厌恶、就是对千音乐图画雕刻一类的子妹艺术也很少感兴趣。在另一方面呢，一个自命为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可以毫不愧涩

地质问外国文学系的《欧洲名著选读》一类的课程有什么用处，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人把研究文学的看作废物，而尤其可笑的，一个靠几篇投机的政论文章升官的公开对学生骂文学误国(我国近年来的教育政策如考送留学生等似乎也有这种倾向，而忘了百年树人的大计)。重此轻彼，入主出奴，成了学术界一种普遍的风气。所以你试和我国一些专家谈话，除了他们的本行而外，体有时疑心他们是些末发育得完全的中学生。这有什么奇怪?他们其他方面的知识，从离开中学后恐怕就没有受过培植和发展。不过恕我不恭，就是他们的专门学识，我也

要疑心不会精到什么了不得的程度，因为，哥德说得好，"一个人不通外国语，他对于本国文学 只能懂得一半"，同样，一个研究学术的人，我也敢断定，如果不超出自己的门槛，他的造就也决 不会优越。为的是缺乏比较，切磋，而尤其是缺乏整个心灵的陶养忽略了学术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譬如治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忘记了它的基本脉理，作全盘的筹算和调整之故。

学术上的超然性和理想的头脑的关系既如上述，它和实验精神的关系又如何呢?……不过要彻底了解这种关系，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实验精神必具的条件。我以为：

第一、要有真科学实验的可能，我们须有心灵上的自由。我所谓心灵上的自由，就是无论对千任何问题、任何原理，都要不圃于成见，不惑于权威、不盲从、不迷信。而一以躬自耐心精细检讨得来的认识为皈依。……从前，孔孟之道是

天经地义，现在呢，孔家店打倒了，其实只是换了招牌，因为许多不容人怀疑不容人讨论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神道又代之而兴：詹母士、杜威、实用主义或干脆只是红须绿眼的一切(全盘西化)……看你所奉的是什么神明。

第二，须有坚定的信仰。这似乎和前条相矛盾，其实不然。心灵上的自由的反面是迷信而非信仰。迷信是基于愚昧的盲目的祟奉与服从，信仰却是经过清明的理智滤过的自觉的操守；前者是对于已成的偶像的死抱，后者却是对于崇高的有时遥远的理想不顾一切的追求。……"他们死于贫困，他们从不想到实用，可是他们的向导决非他们的怪脾气"。就是这信仰使一个达、芬奇，以及他的继起人，不惜栖性毕生的金钱，天才甚至性命去实现他们的飞行的理想。也就是这信仰使一个意大利数学家竭毕生的精力去穷圆周率的究竟。我们呢，正如我我们不知有学术上的超然性和无私性，我们也很难得有真正的信仰。我们不流于浅薄的怀疑主义，便流于盲目的迷信。"有如大海上的漂槽，没有丝毫的维系，却什么都可以牵动"。一般人所以能够同时信一个以上的宗教，便是因为他们的动机完全是功利的。希望同时得到各种种的祝福，避免任何神抵的遣责，把狡兔三窟的兽智应用到宗教上，正是缺乏信仰的明证。

第三，必须有对于事物的尊敬或知识上的谦逊，这也是蕴涵在学术上的客观性里的。所谓知识上的谦逊，就是只求真理—— 或真理的可能—— 之所在，不问出处。不排斥古因为它是古，不崇拜新因为它是新，不因为局部的谬误则要全部惟翻，也不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妄断它将永被毁，不因为友而全是，也不因为仇而全非。至于造成学阀、排除异己，那更不在话下了。面对着 一件事实，一个观念，或一种学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而又不发生兴趣，不妨暂时存疑；如果兴趣 浓厚呢，就搁下自己的意见去研究它的究竟。因为真理的探讨比射击还要精微，必须有自由的 心灵和平静的胸襟才能瞄准。若口说整理，而心存捉鬼，(胡适之先生自己解释整理国故的动机)根本上已失掉心灵的均衡，怎么会获得准确的积极的结果?即以巴黎大学赠刘君理科博士 一事而论，我们亦正可以看出人家知识上的虚心。巴黎大学那些科学界权威并不因为他的论文的根据是东方一个老大弱国几千年前的八卦而拒绝它。我们相信，如果刘君真能运用现代的术语和数学的公式去说明他的推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相信那些科学家们必定用极大的好 奇心去倾听这从辽远的东方的更辽远的过去带来的新行星的消息。我觉得单是这点就已经值 得我们反省和效法。

即使刘君的推算终被实验证明是错误的，—— 这在科学界是常有的事。有喧赫一时而终归寂灭的：康德在他的《纯理性批判》的序里歌颂为十八世纪最大发明之一的《火质》说(Phlo引ston)固早已奄然熄灭，曾经弥漫科学界的空间的《以太》在新物理学中亦已复归乌有。有本身错误引起准确甚或超卓的结果的，譬如旧物理学的《绝对速度》说，美国物理学家 迈克尔逊(Michelson)及莫莱(Motley)鄙曾施行实验，以期加以证实，但结果总是消极的。可 是这"绝对速度不可认识"的消极论却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个基本原理。有原则本身准确而所根据的假设错误的，如法国卡尔诺(Carnof)根据《热的性质》说而立的有名的热力学定律。当人们发觉热并非不灭，不过可以变为功的时候，大家完全抛弃它。可是德国的克劳素士 (Claus;us)来了，删除它那错误的枝节而确定了他所含的基本真理，结果便是现在热力学第二 定律，亦称为卡氏定律或卡克二氏定律。也有从准确的实验作错误的解释的，如意大利的枷尔凡尼(Galvani)看见新宰的蛙肉收缩而想到受电关系。施行许多次实验之后，他把解释立在"动物电"的假设上。到了伏盯(volta)，才把它修正而成立了"金属接触电"的假说。又如马尔萨斯人口论，现在大家部知道大部分是错误的，但达尔文的天择说却从它那里得了不少的启示。这

都是可以令我们深思的。

……相反的例子，便是我们的胡适之先生那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屡割而不断根的痔疮虽然被中医治好，却依然大声疾呼去抵毁中医推崇西医。推崇西医，这并不错，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西医在整体上是比较进步的，己经成为一种近代的科学。但是为什么否认一件他自己刚才身受的好处，他亲自体验和证明的事实呢?为什么一件这么雄辩的实竟不能引起

他的好奇心呢?真正科学家对于新事新现象出现于他的视野的时候，他要怎样也凝神注视，倾听滞听，希望它第二次出现，象罗塞蒂(F·C·Rossetti)《商颧》里的母亲一样:

母亲将不转身。当她以为听见

她的婴儿第一次发音清晰

只带着欣悦斜倪的眼睛、屏息

默坐、张大耳朵和嘴唇、切盼

他再唤她一声……

胡适之先生却傲岸地抹煞一个在他自己身上证实的经验，不独抹煞，并且引以为荣。他这种态度，我们除了不胜赞叹他那殉道者—— 不，他还没有那么彻底，—— 传道者的热忱外，不得不承认他比那些否认咖利略在斜塔施行的坠物实验的人更顽固，因为他们目睹，他却身受。他这种态度，对西医是迷信，对中医是傲慢，一句话说罢，完全是反科学的，反实验精神的。

…… 这或者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哲，在他们知识的尽头，总多少达到我上面所说的深刻的怀疑主义。集当时学术的大成，思想和行为都树立人伦最高的模范的孔子毫无掩饰地承认"未知生，焉知死";从书本和自己的心里看透了人性的大思想家蒙田只得到"我懂得什么"的结论;自然科学的创立者恤利略末了还不得不承认他站在"不可知"的门外;就是那对科学有多方面卓越的贡献的牛顿也承认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只等于在大自然沙滩上拾到一个贝壳。大约十几年前，爱因斯坦在纽约，报界记者问他对相对论是不是最后的真理，他答道:"不知道。但有一事我可以确定，如果二百年后相对论还被人接受，德国人将抢着把我当德国人看，要是否认呢，他们就会说。'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而已'。"这话虽分明是对那日耳曼人的庄妄之椰榆，却也隐含着几分那深刻的，我也可以称之为怀疑主义。而最富于意义的最能使我们发深省的，就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天演论》的作才赫育黎，当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求他为刨刊号写一篇文章作发刊词， 他只把哥德那篇散文诗《自然》(Dienatus)译出来，并加以按语，大意说:"这篇《自然》是是哥德 年青的作品，写了若千年了，可是我觉得不独歌德本人在自然科学这方面的探讨赶不上它，就 是未来自然科学的造诣也不能超出它的藩篱。所以我以为再没有比这篇短文更适于做一个题 名《自然》的科学杂志的发刊词了"。而这篇散文诗，我们知道，从头到尾都是歌颁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参看拙译西洋诗集《一切的峰顶》一六至二一页，商务版)。

然而人类的光荣，人类的灵魂的特征。就是明知真不可思议而偏要思议，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认识的理想界限，向着这界限我们要用无限的忍耐与弘毅，不断的努力与创造，从各方面文艺在想像方面，科学和哲学在理智方面，政治经济在人事方面——去拓展我们认识的领域，增加我们意识的清明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于嘉陵江畔